看到这两天的冰雪天，不禁让我想起，40年前在新疆戈壁滩上求学、务工的片段不断回放，清晰如昨，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那片粗粝而炽热的土地……

那时，我刚满十六岁，受在新疆工作的舅舅影响，也因自己那颗不安分的心——父母眼中的“不学无术”，家里终究没能管住。在那个蝉鸣聒噪的炎夏，我跟着仅比我大十来岁的舅母，踏上了开往西域的绿皮火车。

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。车轮与铁轨撞击出“哐当哐当”的节奏，昼夜不息，一站又一站。硬邦邦的木质座椅坐久了，臀骨生疼，却也说不清是舒服还是难受——新鲜感与离愁交织，淹没了一切感官。只记得火车永远在向前，载着我，驶向一个全然未知的远方。

中途在郑州转了车，这是后来才回忆起来的细节。那时的我，活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跟班，懵懵懂懂地紧跟着舅母，不敢多走一步，不敢多问一句。世界那么大，我却渺小得如同戈壁滩上的一粒沙，没有方向，亦无话语权。

从郑州转车西行，经西安后，窗外的风景悄然蜕变。熟悉的、棱角分明的城市轮廓渐渐模糊、远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愈发开阔却荒凉的景象。心头开始发紧，夹杂着几分恐惧、几许紧张，还有一丝离家万里的酸楚。幸好年纪尚小，又来自农村，骨子里埋着吃苦耐劳的种子。就这样，在一种半是懵懂半是忐忑的状态里，火车抵达了兰州。

从兰州，我们又转车前往西宁。舅母的父亲是西宁人，她此行要顺道替父母回老家探望祖辈。于是，我又迷迷糊糊地跟着，算是“畅游”了祖国的一角山河。在当时的乡亲们眼里，这已是了不起的阅历——能坐上火车、汽车，到过大城市，哪怕只一次、只一天、只一城，都足以成为令人羡慕的谈资。

在西宁停留了几天。记忆最深的，是听说“塔尔寺”正举办盛大的对外开放活动，传闻还有大人物亲临揭幕。我只是从周围人们兴奋的议论中捕捉到那份热闹，自己并未亲往。还有那鼎鼎大名的“青海湖”，也是多年以后才在书本和影像中识得其真容，彼时只知其名，未睹其貌。

记不清在西宁具体待了几天，我们重新登上西行的列车。这一程，比之前更加令人心悸，也更为漫长。窗外，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与沙漠，极目之处，罕见人烟。与我熟悉的、满目葱茏的南方故乡相比，简直是两个迥异的世界。黄沙漫卷，天地苍茫，一种原始的、略带残酷的壮美，无声地撞击着少年的心。

“出了嘉峪关，两眼泪不干。向前看，戈壁滩，向后看，鬼门关……”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这首关于嘉峪关的诗句，骤然涌上心头，它精准地道出了我彼时所有的复杂心绪，一切描述似乎都成了多余。

终于，在某个黄昏或黎明（长途颠簸已模糊了时间感），火车的终点站——新疆乌鲁木齐，到了。

这座城市，历经战火与纷争，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新生。在新中国的建设洪流中，生产建设兵团立下了不朽功勋，无数热血青年从五湖四海奔赴于此。他们中，有人长眠在这片土地，有人世代扎根于此，也有人，后代又回到了内地。正是这一代代英雄儿女的奉献，让这片曾经的雪域荒原，化身为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
我们暂住在冶金部下属的有色金属招待所。闲逛了两日，我跑到市场，用另一位舅舅给我的五十元钱，买了不少录音磁带和邮票，最后只剩五元揣在兜里。八十年代的五十元，绝非小数目。舅舅的这份慷慨，我始终铭记在心。待到日后自己也能挣钱时，才更深切地体会到“娘亲舅大，血浓于水”的真义。而那剩下的五元钱，则让我第一次无比清晰地触摸到“钱”的重量。

短暂的乌鲁木齐停留后，继续向西北进发。还有五百多公里的国道，通往一座年轻的石油城市——克拉玛依。

舅母安排我搭上一辆货车。除了司机，驾驶室只能再坐一个人。那车子的型号，如今已想不起，或许是当时罕见的进口车，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，让它留在记忆的迷雾里吧。

八十年代的五百多公里国道，需要颠簸两天。我的普通话尚且生涩，加之土气的穿着和没见过世面的局促，与司机师傅几乎零交流。途中，除了下车大小便，我几乎都蜷在座位上。怀里那珍贵的五元钱，变成了一个个西瓜——新疆的西瓜真便宜，一元就能买上老大一个。整整两天，我就靠着西瓜果腹、解渴。按常理，搭车理应请司机吃饭，可我囊中羞涩，实在无法开口。我也不清楚舅母与司机是何交情，她未做交代。因此，司机停车吃饭时总是独自一人，从未叫我。我虽饿，却也只好默默忍着，羞怯与窘迫让我开不了口。西瓜的甘甜与冰凉暂时抚慰了肠胃，却也让我在夜晚感到加倍的空虚与寒冷。

在一个夜色深沉的时分，终于抵达了新的目的地——克拉玛依铬矿，舅舅舅母工作的地方，距离克拉玛依市区约六十公里。见到舅舅，一顿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，让我如同饿狼扑食，总算填满了连日来的饥肠辘辘。那一晚，我睡得格外沉。

由于年少无知，我对“铬矿”的认识极其模糊。努力从记忆深处打捞，依稀浮现这样的画面：矿址位于戈壁滩的一个断裂层内，两侧是光秃秃的山峦，对面有一条细小却顽强的河流，河床边挣扎着一些耐旱的树木。这里的建筑多是一层平房，甚至还有一些半地下的“地窝子”。高高的钻探铁架耸立着，是这片荒凉土地上最显眼的标识。工作人员大多由部队转业军人及家属组成，隶属于新疆有色金属公司。舅舅在子弟学校教书，算是有文化的“先生”。而多数人则需深入矿井作业，异常辛苦。记得有位舅舅的湖南老乡，也是他的战友，每次从井下出来，都穿着厚重臃肿、沾满泥污的工作服，脚踏高筒雨靴，脸上写满疲惫，让人看了都觉得累。

又过了几日，舅舅看我大致适应了环境，便安排我去往人生的下一个驿站——克拉玛依金矿。他说已与在金矿的战友打好招呼，会安排我一边学习一边工作。舅舅为我准备了被褥、衣物和各种日用品。铬矿与金矿相隔大约六十公里，同样置身于浩瀚戈壁。两矿之间每日有货车往来运输，我眼中的交通工具，几乎只有灰色的“东风”牌翻斗车。

克拉玛依市、铬矿、金矿，三点相连，大致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，每条边约六十公里。然而，就是这段不算遥远的距离，在我接下来的两年多时光里，竟一次也未曾踏入克拉玛依市区。我的活动范围，被牢牢限定在：学校、矿区、地窝子、平房。不知从哪一天起，一种强烈的念头如同戈壁滩上的红柳，在我心底倔强地萌发生长——我要回家，回到我那青山绿水的故乡去。这个念头一旦成形，便催促着我立刻行动。所幸舅舅理解并支持我的想法。于是，在我十八岁成年的那个年头，我如愿踏上了归途……

回首在金矿那两年多的学习、工作与生活，至今仍会不自觉地倒吸一口凉气。首先是无处不在的语言壁垒。除了尚不流利的普通话，周围充斥着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等各少数民族语言。那绝非靠一点小聪明就能快速掌握的天赋，对我而言，那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。

其次是极端恶劣的气候。新疆电台常报道的“西北风口”，正包括了“铁厂沟”金矿一带。冬季，风速可达十三级，气温能降至零下三十多度，风雪交加，天地混沌。夏季的天气则诡异多变，前方两三百米处或许风雪突袭，而头顶却依旧烈日当空。狂风大作时，一斤多重的石块能被刮得满地乱滚。我亲历过两次险境：一次是一辆东风翻斗车，在离矿区不足五百米处，被狂风硬生生逼停，寸步难行；另一次是大家正在大礼堂看电影，风暴骤至，能见度瞬间降至零，人们不得不依靠事先连接在两端的绳索，像盲人般摸索着，才得以艰难撤回宿舍，险些酿成集体被困的惨剧。类似的惊险，还有许多。

其三便是难以适应的生活习惯与艰苦条件。我虽是农村娃，家境清贫，但在家乡至少自由自在，乡里乡亲，彼此熟悉。而在金矿，一个月里，有二十八天的主食是馒头、咸菜、大白菜。猪肉并非完全没有，但限量供应；也并非绝对吃不起，而是自己手头拮据；更非无法加工，但食堂条件有限。我们要么在汉族食堂将就，要么偶尔有幸到舅舅的战友家蹭上一顿带点油星的饭菜。周一到周五上学，学校里的学生多是内部子弟。像我这样的“外来户”，总感到低人一头。学习氛围也谈不上浓厚，个别干部子弟随意旷课，老师数量有限，往往一人负责好几个班级。如今回想，那段时间究竟学到了多少文化知识，实在难以启齿。大把的青春时光，就在这种迷茫与困顿中悄然流逝。

到了节假日，为了挣点零花钱，我会换上最耐磨的牛仔裤，扛起铁铲，五六个人一组，爬上矿车，分散站在车厢角落，一铲一铲地将矿石或沙土装车。使出浑身解数装满一车，目送它远去，刚想喘口气、喝口水，不到十分钟，空车又“哐当”一声回到眼前。于是，又一轮机械而沉重的挥舞开始。一天下来，不仅累得精疲力竭，从头到脚更是覆满灰土。双手磨出串串水泡，破了又起，起了再破；大腿内侧因不断与铁铲摩擦，又痛又痒，甚至破皮。最难受的是戈壁干燥气候下，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，吃饭喝水都钻心地疼。这样的劳作，几乎每周都会有一次，只为了一天能挣到十元左右的报酬。每月领到那几十元钱时，心里既有一丝攒下钱的欣喜，又忍不住淌下几行辛酸的泪水。

有一年暑假，矿上组织为期两个月的野外捡矿石任务，日薪五元，两个月下来就是一笔“巨款”。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那两个月，我们每天在戈壁滩上寻找稀疏的野生灌木（我们叫“梭梭柴”或“红柳枝”），化雪烧水，把带来的硬馒头烤热，就着咸到发苦的大头菜，便是三餐。晚上，十几个人挤在一顶大帐篷里，相互取暖，听着帐外呼啸的风声入眠。两个月后归来，一床原本厚实的棉被，因吸附了太多的沙尘和潮气，变得沉甸甸、硬邦邦，颜色也成了灰黑泛着金黄的怪异色调，仿佛披上了一层戈壁的“镀层”。

金矿，无疑给我上了人生中最生动也最沉重的一堂启蒙课。它让我在少年时代，便尝尽了常人或许一生都未曾体会的艰辛。有时我会想，若没有这段戈壁滩上的磨砺，我的人生轨迹或许会截然不同。苦难没有压垮我，反而像砺石，磨去了少年的娇气与浮华，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目标，也更坚定了改变的决心。“不吃苦中苦，哪来人上人？”这句古老格言，在那时有了最切肤的体会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排除万难，为自己寻一条出路，找一个归宿。

在金矿，还有两次经历让我至今后怕。一次是出于好奇，在舅舅一位战友的带领下，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。井下的世界，非亲历者难以形容。昏暗的灯光，潮湿闷热的空气，狭窄的坑道，无处不在的危险。正如一位老矿工所言：“下了井，你的命就不完全属于自己了，每次能全须全尾地回到地面，都是造化。”这话虽有夸张，却道出了实情。就在我准备出井时，一脚踏空，幸好怀里抱着的一台水钻机卡住了边缘，我才没有坠入深渊。自那以后，那位战友再也不敢带我下井了，生怕无法向我舅舅交代。

另一次是煤气中毒。那个年代，冬季取暖全靠“火墙”（一种利用墙体烟道散热的土暖气）。一天夜里，我们房间的火墙因排烟不畅，一氧化碳泄漏。同屋四人不同程度中毒，尤其一位甘肃籍的工友，性命垂危。我也昏迷不醒，被紧急送医，抢救了好几天才捡回一条命。醒来后，望着病房苍白的天花板，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宝贵，或许，真是老天爷觉得时候未到，还不肯收我吧。

时光荏苒，告别金矿四十年后，有一年的六月，我再次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旅程。乘坐飞机、汽车，一路风尘，直奔那个魂牵梦萦的地方——我青春岁月曾挥洒汗水与泪水的金矿。越接近目的地，心情越是难以平复，激动与自豪交织。

故地重游，变化很大，却又依稀可辨。我曾住过的那排平房有些改动，但大致轮廓还在；当年冬暖夏凉却也憋闷的“地窝子”，已彻底消失在岁月中，了无痕迹；子弟学校的部分校舍尚存，那座综合楼则改成了办公室。我独自在旧址徘徊、驻足良久，往事如潮水般涌来，冲击着已近甲子之年的心脏。

陪我同来的朋友和司机，看着我像个孩子般指指点点、时而激动、时而沉默，脸上不禁泛起理解的微笑。他们后来告诉我，很羡慕我拥有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，无论其底色是苦是甜。是啊，人生能有几个这样的几年？我将最宝贵的年少时光留在了这片戈壁。尽管充满了汗水、泪水和艰辛，但我早已在心底将它视作第二故乡。那片辽阔、苍凉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土地，以及在那段岁月中淬炼出的坚韧，已深深融入我的血脉。我无比深沉地，爱着那里……（文/吴桂元）

作者简介：

吴桂元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。